清朝末期（17-19世纪）
长老教会初入台湾：由苏格兰与加拿大传教士带入台湾。
主要专注在教育、医疗、文化传教，如：
马偕设立学校与医院
教导台语、写台语圣经
此时无政治意图，属“文化启蒙型教会”。
日本殖民时期（1895-1945）
日本政府允许基督教存在，但也限制其活动。
长老教会在这个阶段仍以地方社会服务为主，例如：
台语文推广
教育普及化
这时期，长老教会与台湾本土社会开始形成深度连结，本省人认同开始种子化。
战后至解严前（1945-1987）
这是关键转折！
当局背景：
国民政府迁台，实施戒严、白色恐怖。
“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权”成为政治正统叙事。
教会角色突变：
长老教会在1970年代开始与威权政权对立。
1971《国家前途宣言》：公开主张台湾是“一个新的、独立的国家”
批评政府箝制言论、镇压异议
教会成为言论自由、人权、台独运动的庇护所。
这时教会就从“宗教组织”变成了反对威权的公民社会堡垒。许多“本土派政治人物”出身或受教会保护，例如陈水扁、许信良、彭明敏。
民主化后至今
台湾逐渐实现民主转型，长老教会理念开始与：
台独理念
社会正义（如劳工、原住民、性别议题）
弱势族群权益 产生连结。
结果：
长老教会支持“本土化”、赞成“转型正义”、倾向“自由价值”
这在许多右派眼中，被视为：
太政治化
偏向左翼
脱离宗教核心信仰（福音、悔改）
为何我会认为这个教会已经变成恶心的左翼份子?
| 右派观点 | 对应长老教会行为 | 右派反感点 |
|---|---|---|
| 国家认同应归于中华民国 | 长老教会主张台湾是主权国家 | 被视为“分裂国家” |
| 宗教应专注传福音，不该碰政治 | 长老教会参与社运、挺同、挺劳工 | 被视为“假宗教、真政治” |
| 强调秩序、传统道德 | 长老教会支持多元价值（如性别平权、原住民自决） | 被视为“进步左派装神弄鬼” |
| 崇尚反共、国家统一 | 长老教会批评蓝营、亲近绿营 | 被视为“政治偏食、立场操弄” |
从福音主义保守派立场来看，长老教会“早已背叛信仰，成了左翼工具人”；
从解放神学、公义神学来看，它是“忠于信仰的延伸，把耶稣站在穷人、受压迫者那边的精神实践出来”。
作为右翼份子的立场来看，我完全不能认同目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精神
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目前与台湾民进党走的非常近，而他们又支持LGBTQ，完全违背旧约圣经思维
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现今美国清教徒的眼里，根本就是一群野蛮人兼乡巴佬，更别遑论英国的传统清教徒的看法，肯定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嗤之以鼻
美国右派基督教的基本特征
我们说的“右翼基督教”指的是以福音派（Evangelicalism）+ 保守神学为基础的政治-宗教共同体。
核心信仰特色：
- 圣经无误论：圣经是完全正确的，无须再解释。
- 个人得救中心：强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而非社会结构改革。
- 末世论视角：世界正在败坏，信徒应坚守真理，准备迎接基督再来。
- 反世俗主义、反进步主义：强调传统家庭、反对堕胎、反同性婚姻。
- 国家使命论（American Exceptionalism）：
- 美国是“新以色列”，被神拣选来完成神的旨意。
- 政治领袖（如川普、布希）被视为“神的器皿”。
上帝 → 国家 → 家庭 → 教会 → 个人
而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看起来，强调的是本土、解放神学，信的耶稣是「受难者、革命者、穷人的朋友」，不是「国王、统治者、法律的制定者」。
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应该要以「儒家文化」为根基，奉行加尔文主义精神，将两者融合为一。
在这个设想中，加尔文主义不再只是教会内部的神学传统，而是一套贯穿社会各层面、从神到人的秩序哲学。它承认万事万物在神的主权之下运行，无论是家庭、政府、教育、经济，皆有其从属上帝律法的天职与边界。每一个领域都必须恪守上帝所设下的秩序，这不是以人为本的制度主义，而是以神为本的道统社会。
在这样的世界观下，“自由”不再是个人脱离一切束缚的权利，而是人在神所设下的次序中尽其本分的荣耀体现。这种自由是有界限的，是有义务的，它不允许放纵、堕落、解构传统，而是回归到一个有根、有源的圣约秩序当中。
这套秩序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，也必须与台湾本地深植人心的儒家伦理相结合，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成形。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讲究上下有序、长幼有别、道义为先，这与加尔文主义强调的天职、服事、敬畏、公共道德之间，有着极高的契合度。两者都反对虚无主义的自我中心，也都否定相对主义的道德瓦解。
台湾若要走出当前政治混乱、文化瓦解、教育失灵的局面，必须摆脱照搬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“权利高于一切”的假神学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本于圣经、公于礼教的社会理想。这理想强调政治权力并非来自民意起舞或政党交易，而是源自神圣秩序之中的责任托付。国家领袖必须是信仰笃实、品格端正、具有宗教-文化修养的伦理治理者，而非操弄舆情、奉行技术官僚主义的民粹操盘手。
在这种体制下，教育将重建“圣道”与“伦常”的整合基础。学校不仅要教授知识，更要传承信仰与伦理，把圣经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并列为治世之本。文化领域也将逐步去除媚俗商业化与性别解构化的侵蚀，重建以敬神、敬祖、敬礼为核心的道德精神。
这样的台湾，不再是被左派进步主义所主导、被外来意识形态操控、被资本主义诱惑所瓦解的空壳国家，而是一座兼具信仰刚性与文化深度的有机共同体。它不仰赖暴力革命，也不信奉价值中立的神话，而是在真实的信仰与血缘文化之间，重新建立起“台湾人的国民道统”。
我的愿景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与神权秩序的交汇，一种台湾自身独立文明意识的根本尝试。它不跟风自由派的价值全球化，也不盲从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，而是认真追问：一个以信仰为骨、以礼教为魂的台湾，是否可能重建文明的自觉？